历仕永乐、洪熙、宣德、正统四朝的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被人并称“三杨”，而将三人同时主政的内阁称为“三杨内阁”。说到“三杨”内阁的历史贡献，我认为应该是功在当时，但罪在千秋，在他们的辅佐下，明朝虽然出现了“仁宣之治”这样的盛世，但由于战略收缩，却也给明朝埋下了不少祸根。

　　三杨均为建文、永乐年间入仕，并先后进入内阁主政，主要主政则在仁宗、宣宗两朝，“三杨内阁”一时传为美谈，人称西杨有相才，东杨有相业，南杨有相度。

　　“西杨”杨士奇：名寓，字士奇，号东里。其少年丧父，曾游学四方，于建文帝修撰《明太祖实录》时期，王叔英以史之才推荐杨士奇入仕。明成祖即位后，因其好《周易》，而杨士奇恰巧精通《周易》，孤儿得宠，先任左中允，后进左谕德，地位渐高。明成祖北巡，常以太子朱高炽监国，杨士奇则受命辅佐太子朱高炽，由此渐成重臣。朱高炽继位后，杨士奇担任礼部侍郎，兼华盖殿大学士，由此入阁。其一生先后担任《明太祖实录》、《明仁宗实录》、《明宣宗实录》总裁，其一生历经五朝，身在内阁为辅臣四十余年，亲眼见证了明朝由盛转衰。正统九年(1444年)，杨士奇去世，赠左柱国、太师，谥号文贞。

　　“东杨”杨荣：原名道应、子荣，字勉仁。杨荣为建文二年(1400年)进士，初任翰林编修。明成祖朱棣即位后，杨荣受其赏识，得以入阁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、翰林侍读，任首辅。明仁宗继位后，则进位太子少傅、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，后于宣德十年(1435年)晋升少傅，正统三年(1438年)升任少师。其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，谋而能断，老成持重，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，史称“挥斤游刃，遇事立断”，被比作唐代的姚崇。正统五年(1440年)，杨荣病逝，年七十，赠光禄大夫、左柱国、太师，谥号文敏。

　　“南杨”杨溥：字弘济。杨溥与杨荣同为建文二年(1400年)进士，初任翰林编修。明成祖即位后，任太子洗马，辅佐太子朱高炽，后因汉王朱高煦诬陷，杨溥等东宫属臣被关入诏狱，但其却在狱中勤奋读书，十年之间读遍经书史籍。明仁宗即位后，建弘文阁，杨溥获释后被命掌阁事，旋即升任太常寺卿。明宣宗即位后，得以入阁，与杨士奇、杨荣等人共典机务。杨溥入阁十六年，于杨士奇去世后接任首辅，史称其有“相度”，为人谨慎，晚年时眼见王振权势益振，却无能为力。正统十一年(1446年)，杨溥去世，年七十五，赠特进光禄大夫、左柱国、太师，谥号“文定”。

　　“三杨内阁”的功与过

　　提到“三杨内阁”，就必然提到“仁宣之治”，他们主政期间，内阁阵齐强大而高效，配合完美，使大明的国力持续向着鼎盛发展，边防安定、吏治清明、经济蓬勃，正是在他们的辅佐下，大明开始进入盛世。然而，他们虽在文治方面政绩卓著，武功方面却多有不足，仁宣两朝的全面战略收缩，虽然缩减了朝廷负担，但却也给后来的明王朝埋下了不少祸根。

　　1、功在当世。“三杨内阁”的最大功绩，无疑便是辅佐仁宗、宣宗勤政爱民、信用贤良，一手开创了“仁宣之治”，使得大明步入巅峰。而除此之外，他们的最大贡献应当就是确保大明的政治稳定了，从永乐朝开始，汉王朱高煦便有争储之心，与太子朱高炽展开了激烈争夺，虽然朱棣对朱高煦也是心有所向，但“三杨”却不避斧钺坚决反对改立太子，最终确保了明仁宗朱高炽的继位。然而此后朱高煦贼心不死，先是在仁宗去世之际，半路截杀朱瞻基，失败之后，又在宣德元年(1426年)八月，挑起“汉王之乱”，而正是杨荣力主宣宗亲征，剿灭朱高煦叛乱。而在宣宗去世之后，时年仅九岁的太子朱祁镇继位，又是“三杨”辅佐年幼的新君数年。可以说，除了“仁宣之治”外，“三杨”确保了大明王朝在明成祖之后，明仁宗、明宣宗、明英宗的顺利继位，为大明王朝的平稳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。

　　2、罪在千秋。成祖时期的极限扩张对财政造成了一定负担，边疆事务也让政府颇感繁杂，于是在明仁宗、明宣宗两朝，大明开始全面战略收缩，但他们的战略收缩却为大明后世埋下了诸多祸根。一是放弃交趾。自永乐五年(1407年)大明开始设置交趾布政使司以来，该地虽然屡有叛乱，但却始终不成气候，而到明宣宗之后，该地已承大明教化甚深，不在云南、贵州之下，明宣宗继位后却突然放弃了交趾承宣布政使司，而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，大明的远洋水师也开始逐渐衰落，这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，不仅使得明朝对南洋的影响力开始骤降，外番大多不再前来朝贡，更使旧港宣慰司、西南土司也相继被灭或叛乱。二是辽东战略收缩。由于奴儿干都司过于苦寒，道路不便，再加上女真人多有叛乱，于是明宣宗逐渐放弃了开拓西伯利亚的计划，内迁奴儿干都司于三万卫，对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域的统治开始逐渐失势，可以说大明经略辽东的失败，明朝中后期女真和倭寇的兴起，欧洲国家势力进入印度洋和南洋，明宣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　　“三杨内阁”在文治方面的贡献功不可没，但在武功方面的不足却也为大明埋下了祸根，战略收缩可以修养生民，但在盛世之际如此大规模的收缩，当可谓铸成大错。